摘要：对联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的、优美的、特殊的、独立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我国璀璨辉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关于对联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素来有较大争议，而对联的地位也长期处于中国文学界的边缘。因此，对联的边界通常是模糊的，甚至是学界也没有关于对联的边界形成一个明确的限制或者约定俗成的认识。而这正是当前对联学界需要注意并努力阐释的，我作为一个学联后生，基于此现状，在导师的指引下，斗胆提出自己浅薄的观点，故称“妄谈”。

关键词：对联 起源与发展 地位 边界 

对联，俗称对子,又名门对、春贴、联语、联句、楹帖、楹联等。楹者,柱也，因对联常常被题写于楹柱,故又雅称“楹联”。对联有着严格的文体规范要求，大体上要求：字句对等、词性对品、结构对应、节律对拍、平仄相对、形对意联等主要方面。同时具有突出的文学特色，一般而言字句简洁流畅，音律对仗谐和，可谓是雅俗共赏，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群众基础深厚,数百年来畅行于文坛,应用于社会,显示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但是，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并不高，在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甚至无对联的“立锥之地”。而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关于对联的起源、发展历史、格律规则和内容都有较大争议，也因此导致了对联与其它诸如律诗、绝句等文学形式的边界模糊不清。而想要提高对联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势必要确定对联的独立性，也因此不得不对其边界进行一番考究。

 一、对联的起源与历史简述 

在讨论对联的边界之前，要先明确对联“是什么”，这就须考量其起源与发展。因为对联的句式结构和声律规则是在不断演化中逐渐形成并被固定的，而这也和对联的边界息息相关。

一般认为的第一副对联是五代时期蜀后主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也被认为是第一副春联，清代梁章钜也在其著作《楹联丛话》中，依据他的老师纪晓岚的考证，认为其为第一副对联。[ 梁章钜：《楹联丛话》，“尝闻纪文达师言：楹联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按，梁章钜《楹联丛话·故事》言：“……此在当时为语讖，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用语仍有余地，并未真正落实“认为”）但是关于此颇有争议，白城师范学院宋彩霞教授认为对联起源于桃符，而最早的桃符则是我国民间传统故事中的“神荼”“郁垒”二位门神的名字，而后则逐渐发展为对联，后蜀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则被其视作第一副春联。[ 宋彩霞：《楹联文化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中南大学余德泉教授在《对联通》中也较为认可对联起源于桃符的说法。北京大学谷向阳先生认为对联是骈赋、律诗的对偶句式和门神桃符作为载体相结合的产物，对偶句式源自我国两千多年前的古诗文，“神荼”、“郁垒”则符合对联的规则，上下句字数相等，词性相同，句式、内容、韵律对偶，仄起平落等，对联文字跳上桃符，标志着中国对联的正式诞生。[ 谷向阳：《中国对联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4），第125-134页。]此外还有许多说法，比如对联起源于文人之间的口头文字游戏等等，暂且不表。

关于对联的句式和语言风格的流变，中国楹联学会的刘太品先生认为其来源广泛，“庄重的五、七句源自律诗；典雅的四、六句源自骈文；铺叙者源于赋；雅丽者源于词；流畅简洁并常带语助词者源于古文；并有以古今口语入联的俚语联和白话联……”也因此对联成为了融合诗词曲赋以及古文的“边缘文体”。[ 刘太品：《联学管窥》，收录于《刘太品联学论丛》，2001年。]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宋代时期对联已经基本成形。“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宋代的春联盛况。朱熹和苏轼也有许多联作流传于世，比如朱子自题沧州舍联“佩韦遵考训；晦木谨师传。”元、明两代,对联艺术得到传承与发展,并最终在清、民两代达到了繁荣鼎盛之势。这一时期，林则徐、李彦章、薛时雨、李篁仙、俞樾、钟云舫等对联大家层出不穷，有如唐代诗人那般灿若星辰；对联的普及程度和文学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梁章钜、梁恭辰父子的《楹联丛话》更是划时代地开创了联话体例，为对联的发展推波助澜。

 二、对联的地位 

对联边界模糊不清的现状也与对联自身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有关。不比诗庄词艳，传唱千年，在广大民众眼中是作为一种高雅艺术的存在，而对联因其通俗性和强大的交际实用功能而往往流于滥俗化，可能就是只知“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不知“此间只可谈风月，相对何须问主宾”的程度。

前文也略述了对联的起源与发展，脱胎于诗、词、文、赋的对联往往被视作它们的附属品，而非是一种独立的、有鲜明特征的文学形式。甚至清代楹联大家薛时雨也觉得楹联不足道也，仅是酬应之用。[ 薛时雨：《藤香馆小品》，“楹联小道也，酬应之作，无关学问。”]有这样“低调”想法的联家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联学的相对“沉默”，像曾国藩、林则徐这些写联高手，大多也是以官员的印象出现于世人脑海中。

事实上，经过长期的发展与历代文人名士的积淀，对联学已然成为一门完整、系统、规范的学问，可惜对联学研究却没能满足其独立的条件与需要，使得对联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中依旧处于寂寂无名的状态。人们在想到文学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忽视对联的存在；而只有专门提到对联时，才会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文学，或者说不认可对联在文学中的地位。莫非老师为此愤愤不平，在《楹联论》中大力佐证楹联的特点、生命力与价值，希望能拔高对联的地位。[ 莫非：《楹联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学者白化文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为对联正名，认为对联从语言学角度讲是综合了汉语文字学、音韵学和修辞学等的综合实用性文学形式，支持将其列入文学的范畴。[ 白化文：《对联是文学作品吗？》，收录于《闲谈写对联》，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8月版。]中国楹联学会也曾有将“对联的文学”发展为“文学的对联”之号召。

 三、探讨对联的边界 

确定对联的边界，说到底就是“如何给对联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问题，这也是接下来笔者将着重讨论的。谷向阳先生认为“对联的灵魂与精髓是对仗。”[ 谷向阳：《中国楹联学概论》，北京：昆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版。]对仗，即是上下联语句的对偶，将同类的、相关的或对立的概念组合，做到字数相等、词性相同、结构相应、节奏相称、平仄相对、内容相关，共同构成一副有特定而完整的意义的联语。“楹联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 何耀起：《科学的概括·经典的学说》，收录于《<中国楹联学概论>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5月1日。]也被认为是区分于骈文、诗词等其它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因此，谷向阳先生给楹联下的定义为“张挂或者雕刻在楹柱上的，独立使用对仗的一组句子。”[ 张小华：《中国楹联史》，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第4页。]这便是对联形式层面的独特性。但是，不禁引发以下问题：

（一）是否贴或刻在楹柱上的才能算是对联？

谷向阳先生认为，楹者，柱也。楹联作为对偶与桃符的结合，就是指挂在楹柱上的彼此对仗的联句。我认为这是显然的不可取的。例如梁章钜曾书苏州沧浪亭集句联一副“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而后叹曰，惜哉屡书不工，未得悬挂。[ 吴俊仁：《对联的起源与历史》，载于微信公众号TheStotyTeller，2020年4月19日。]可是，难道没有挂在楹柱上，就因此否定其对联的身份吗？直至今日，在对联教学中“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依旧是集句联的典范。再如，孙中山先生给蔡锷将军写的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顾则徐：《共和的守护者：蔡锷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12年8月版。]在写成之际就已经算是一副对联，而非送至蔡锷将军葬礼上并挂出后才能算是对联。又如，我们了解到对联，大多不是通过眼观楹柱而得之，更多的是从像《楹联丛话》《对联话》这类书籍、纸本上或者是网络上了解，当看到它们时，并未置于楹柱上，难道它们不算是对联吗？兰州大学杨甜也认为对联的传播媒介有很多，包括木、石、纸、布等都可以作为对联的载体。[ 杨甜：《对联的承袭与演变——基于认知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1页。]因此，我也赞同对联的性质并非由“是否挂在楹柱上”这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素确定，楹联仅仅是对联的雅称而已，被包括于对联之中。换言之，楹联一定是对联，但是对联不一定是楹联。（按，近览李篁仙《天影庵附录》，其中将楹联、寿联、贺联等并列。由此可知，在李看来，如此诸类也都属于对联，区别只在于某些不曾悬于楹柱的作品，可谓是“楹联之外的对联”。）

（二）是否格律合规才能算对联？

有韵成诗，无韵成文。脱胎于诗文骈赋的对联同其对偶句很大的区别在于格律的规范上，也即格式排列、平仄声律的严格约束。

首先要明晰对联格律的规则。对联由上下两联组成，遵循“替”和“对”两个原则，即句中平仄交替，上下联平仄相对（按，替对规则仅对五七言律句适用，其他句式另有讲究）。1997余德泉先生的《对联格律·对联谱》出版，此书经过对前人联作大量的数据收集与统计，首次总结出了对联格律的核心声律规则——马蹄韵，并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个对联谱，引起联坛剧烈的反响。马蹄韵也被认为“揭示了对联与其他文学形式特别是与诗词的质的区别”，“使对联的创作真正有章可循”。[ 余德泉：《对联格律·对联谱》，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11月版。]但是，关于对联的格律问题本身在学界就有极大争议，除了余德泉先生提出的“马蹄格”外，还有比较流行“朱氏规则”“李氏规则”等。且并非所有被公认的对联都符合上述的任何一项格律规则。以当下学界“权威”的马蹄韵为例，就有许多名联不符其格律。比如吴恭亨《对联话》中记载清代镇江丹徒令王芝兰的金山中冷泉鉴亭联[ 吴恭亨：《对联话》，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版。]：

此外，传统上认为对联必须是“仄起平落”的，然而，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联却显然不符其要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刘太品先生在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作学术报告时说，对联必须是平仄交替，替、对相益，符合格律的。而像陆游律诗《夜泊水村》中对仗的颈联是不被认可为一副对联，因为它属于拗救合律，在律诗中尚可，从对联角度而言就不被接受了[ 刘太品：《对联理论与创作中的若干“误区”》，南京：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学术报告，2019年5月12日。]：

但是，清代联家陶澍题上海豫园湖心亭联也是拗救合律，但没有人会质疑它佳联的地位[ 吴俊仁：《对联的格律（一）》，载于微信公众号TheStotyTeller，2020年4月21日。]：

包括被认为是中华第一联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上联其实也是拗救合律的，此外，《（后）汉纪》中记载，东汉孔融在宴请宾客时说的一联：

此联因为有史资证实，结构内容工整，格律也比较规范，且出现时间早，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最早的对联，但未能达成共识。如果按照合律的标准评选最早的一副联，那么孔融这副联显然比孟昶那副联更适合。

诗词联格律的形成时经过了不断成熟、完善、发展的过程，若以清、民两代对联昌盛时期的格律去要求唐宋时早期尚未成熟的对联，怕是有失偏颇。况且学界关于对联的是否需要考虑孤平、能否拗救、长联句脚平仄规律等都有很大争议。如若所谓“格律合规”是依据2008年中国楹联学会颁行的《联律通则》的话，怕是许多名联佳联都要从对联的名录中“剔除”，岂不贻笑大方？

以上是按形式来对于对联做界定，但是归根结底，形式是终究是骨架、是表皮，而内容和情感才是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血肉，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对联，要求形对意联，也正是独立而完整的意思表达，使得对联上升到文体的层次，也使得对联边界的确立有迹可循。因此除了考虑从形式层面将对联与其它文体区分开来，还应从内容层面做界定。

（三）是否意思完整才算是对联？

诗圣杜甫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律诗《登高》：

其中颔联和颈联二联，可以说都是佳对，也对满足形对意联的条件。所以将律诗中任意对仗的两联单独抽出来，算不算是对联呢？就以此联为例，单独抽出颔联、颈联任一，似乎是少了前后的铺垫与感叹，思想情感空泛了些。只有将其置于原律诗中，才可尽得其妙。

毛主席也有一首有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倘若抽出颔联“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只觉没有首联背景支撑，略显单薄。而抽出颈联“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话，是一副流水对，个人感觉此联内容涵义联系紧凑，意思完整，且富有道理，似乎是可以作为一副完整的佳联而独立出来的。

起初，笔者也曾肤浅地以意思的完整性作为成联的标准，判断能否将律诗或者绝句中任意对仗的两句单独抽出视作对联。但是这也产生了一个主观判断性的问题，同样一联，A觉得意思完整，B却认为思想残缺，这又怎么判定呢？难道要民主投票吗？何况诗的语言正是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至于能不能领会其中奥妙，自是全靠个人心境与修养，又如何能准确的主观判断律诗中的颔联、颈联内容和涵义是否完整呢？景是客观的，但是情由心生，譬如自对联“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纯粹的写景联，但会因各人心境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感受，这是难以把握的。

（四）集句联、巧对、无情对算不算对联？

对联依据不同的标准，是可以分为很多类别的，其中比较特殊的有三类：集句联、巧对和无情对。

在笔者看来，集句联是属于对联文体的。集句联顾名思义，就是摘取现成的句子组成一副完整的对联。比如清代薛时雨有一集句联赠妓花君“花开堪折直须折；君问归期未有期。”一般而言，如果上联中某句某处是集句，下联对应的位置也需要集句。比如前文提到的梁章钜集句联另一版草堂联：“地价不妨多，明月清风本无价；物情何足校，近水遥山皆有情。”虽然集句联看来是一种比较偷懒的手段，且因为集句大多源自经史子集，故而格律规范有所放宽，但笔者认为集句联仍是对联，只不过创作手法有些特殊而已。粗略以文字复制比衡量的话，假设不改一字照搬的集句文字复制比程度为十，那么略有改动的化用程度则为七左右，而提及关键词的用典程度则为五左右，三者不过是介乎与程度上的差别，化用与用典可以成联的话，为什么集句不能成联呢？至于将律诗或者词中对仗的两句单独提出来能否成联，或许可以视其为一种“变相”的集句，只是集的两句恰好在原文的位置是相连的。而集句联亦能出精品，浑然天成，比如《对联话》中收录的永顺县雅丽书院门联“雅言诗，雅言书，雅言执礼；丽乎天，丽乎地，丽乎人文。”吴恭亨评价此联“以经对经，直如生铁铸成。”上联语出《论语》，下联语出《易经》，且联中嵌字“雅丽”，用于此处，十分贴切。[ 吴俊仁：《对联的“贴”与“切”》，载于微信公众号TheStotyTeller，2018年9月12日。]

关于巧对与无情对，笔者认为其实无情对是巧对的一种，但是无情对又比较特殊。无情对要求上下两联逐个字一一相对，同时上下联还能各自相连成句或词，且上下联涵义若相差愈远，则愈加令人拍案叫绝，故又称“羊角对”。比如十分有名的无情对“陶然亭；张之洞”“木已半枯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等。无情对讲究“无情”，也算是“巧”的一种，但与巧对相比，无情对其实更侧重于文字上的“对”，不过对而不联，含义上基本无要求。而巧对相比于无情对，则更加内容含义上的巧。比如民国时期一副著名的讥讽联“袁世凯千古；中华民国万岁。”此联形式上不合规范，但意在表示“袁世凯对不住中华民国”，妙趣横生，巧得令人拍案叫绝。再如鲁迅先生那副脍炙人口的答寿镜吾老师的巧对“独角兽；比目鱼”，也是逐字相对，但重点在于“比”对“独”之巧妙。巧对多是不重视形对意联的，但求意“巧”，相对而言没有形成完整的独立的意思表达。故而笔者认为，无论是巧对还是无情对，都只能归于对中，是不能视作对联的。前文也提到关于对联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对联的形成和文人之间的口头文字游戏有很大的关系，巧对和无情对也是娱乐性的文字游戏，从古流传至今，若是将它们视作对联的话，恐怕中国第一副对联又要向前追溯几百年。

（五）对联的气脉

对联是讲气脉的，即是“气息”与“脉络”，对联的气脉就有如人的气质与精神，气脉的通畅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副联作的好与坏，所谓气脉好，即是脉络畅通，用词得当，语言风格合适，明晰句与句之间转折、递进等逻辑关系的对联。对联的气脉也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

元代刘埙《隐居通议·文章三》中说道：“凡文章必有枢纽，有脉络，开阖起伏，抑扬布置，自有一定之法。”脉络好的佳作，一定是结构安排得当、层次分明、铺陈有致、逻辑清晰、行文流畅的，不会让人有突兀或者生涩之感。至于气息，则与用词和语言风格有很大关系。脉络通则气血畅，因此解决气脉问题，须从脉络着手，有了脉络，方能有条不紊，顺理成章，是谓文从字顺。

而对联和诗的脉络是有所不同的，诗一般能被分为四句，大多能按照起-承-转-合的脉络去理解赏析，尤其是佳作。对联则因为只有上下联之分。故而要么是上下联之间的逻辑联系呈现脉络，要么是上下联多句时各自按照其脉络组合相连。而且起-承-转-合的脉络也往往被简化为起-承-收，这点在557三段式的经典对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著名的江峰青题二十四桥联：

起句与收句一般是律句，中间承接的句子则比较特殊，一般是领字格+散句，笔者认为这是对联脉络与众不同的重要一点。由领字和散句构成的承接句在对联中的起着十分重要的过渡作用，联接了起句与收句，使得对联的脉络清晰完整，语句通顺流畅，逻辑融洽自然，也更利于情感的蓄积与贯注。

 四、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对联的边界为何，但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联的载体不一定是楹柱；第二，格律合规与否不能作为判定对联的唯一标准；第三，内容涵义完整与否不能作为判定对联的唯一标准；第四，对联需要满足形对意联的要求；第五，对联的判定需要考虑其气脉的特殊性。

行文至此，依旧没能给对联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也没能明晰对联与其它文体的区分与边界。毕竟学非一日之功，理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笔者学习对联的时间短、阅历浅、知识不够丰富全面、以及其它很多因素是完善关于对联的边界理论的重大障碍。但是笔者坚信，随着中国对联学研究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以及广大联家的不懈努力与奋斗，这项工作迟早会得到圆满完成。

确定对联的边界，是一项浩大艰难的工程，凭我一个初学者，是很难做到的。而本文至少可以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纠正常人的一些观念上的误区。虽然本文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学术是可以讨论的，也只有在讨论纠正中，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中国对联学才能得到发展。对联学的研究与发展之路，依然道阻且长。

 致谢 

距离2022年高考还剩三天，颇有感触。想起去年进入大学时，刚脱离高中的书山文海、连篇累牍，开始体验全新的大学生活，对于印象中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我个人觉得大一应该是探索阶段，因此我也充分的体验到了大学的充实忙碌。我一边勤工俭学，以减免每个月的生活费负担；同时积极广泛地参与了各项学生工作和社团活动，包括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校青年传媒集团、青年敦煌之友协会、国学社、疯狂英语协会、电影协会、轮滑社、学院乒乓球队和足球队。回顾我大一学年的时光，可以说没有能很好地平衡学习、工作与生活。大致按比例划分的话，我用于学习上的时间和精力只有20％甚至更少，生活上30％左右，而学生工作占比竟然高达50％以上。我承认学业确实有所荒废，好在我是大一新生，有探索和试错的机会与时间。而如果说我大一最有价值的事，毫无疑问，是跟随学界大佬学习政治学、拜入虞山派颐真琴社学习琴学和进入中青（中国楹联学会青年学社）学习诗词联这三件事。此文也正是中青2022年对联中级班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为康玺学长。

在中青这将九个月的时间里，我受益颇丰。2021年9月至12月在基础班杨浩宇学长的封龙阁和武雨欣学姐的凌烟阁学习期间，对我而言可以说是扫盲式教学，让我了解到诗词联格律正确的规则和许多历史文化知识。在此期间，还参与了翎羽杯和兰卿杯对句大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重在参与，收获感还是满满的。而后便是2022年初进入中青黑木崖和伙伴们一起做中青的推送，依然很有意义。之后的中青2022年中级班可以算是类似于“专业分流”吧，因为精力和时间有限，所以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进入诗词中级班的想法，而是义无反顾地报名了康玺学长的对联中级班。三个月的学习时间，虽然我没有学到啥，但还是学到了啥的。在学长的引领下，我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之前从未闻之的清代联家李彦章（字兰卿，可算知道兰卿杯的由来了）的生平事迹和对联作品，也大致浏览了一下朱应镐的《楹联新话》，做了两篇赏析，尽管很水，但还是用了心思的。此外，在学长布置的每周作业Deadline逼迫下，也偶尔会看一下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吴恭亨的《对联话》、“四书五经”等关于对联的书籍，还上网搜了很多资料，翻遍了学长、飘萍浪子、燕子王等联坛名家的微信公众号，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让我深感自己的无知。哪怕是从中青初级班毕业了，还在对联中级班学习了三个月，我依旧觉得自己对于对联一窍不通，甚至可以说是还没到入门的阶段。这种谦逊的优良品质是在中青接触到的人们潜移默化间接带给我的，毕竟，名利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失其本心。

而我之所以明知自己实力不济、水平不足，却仍要写这篇联论，并非是眼高手低、狂妄自大，抑或是想要轰动对联学界，开辟一片新天地。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首先，是出于从对联中级班毕业的需要（学长警告我说延毕的话要收费，余家贫，善于白嫖，只好努力争取毕业）。恰好本学期大学语文课的期末作业也是写一篇属于文学范畴内的对联，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是由于康玺学长的支持与帮助。早些时候，学长问是否有意愿报名诗班，我“辞以校中多务”；后来我向学长询问论文选题的参考方向，学长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并问我有没有写关于“对联的边界”的想法，我以“萧规曹随”的旧例表示无能为力，却遭到了学长的驳斥，告诫我“莫混帐磕了头去”，鼓励我要有独立的思考。在我写文时，遇到任何问题，学长都会及时点拨我，打开我的思路……

最后，便是我自己认为，我还年轻，有试错的资本，也有改错的条件。年轻不正是适合探索吗？胡适先生也说要“大胆的假设”，而后再“小心的求证”。我即使错了，也无所谓，毕竟再丢人现眼也是在中青内部。我相信“大肚能容”的学长会包容并纠正我的错误的。因此，我觉得这篇论文写的好与坏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尝试去写一篇比较完整清晰的联论，有自己一定的思考，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阅览了谷向阳、张小华、刘太品等许多前辈们的学术作品，受益匪浅，并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虚心使人进步，这篇毕业联论，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再次特别致谢康玺学长，感谢这位朋辈导师以博大的胸怀和度量包容了我在基础班和中级班期间做出的一切有礼的或者无礼的行为，而且丝毫不计较，在任何我需要他答疑解惑的时候都能无私奉献，不图回报，这让我非常感动。据学长说，每当看我生产的文字垃圾时，都会抽根烟告诉自己要冷静、淡定，真是难为学长劳心伤神了。我时常在和他聊天途中，突然发一个“干饭了，告辞！”或者“睡觉了，告辞！”的表情包，停止交流直接溜走；深夜心情低沉时，也会给他突然发几个有趣表情包或者倾述苦楚，而没有考虑他是否已经入眠；平常我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经常“拍一拍”他的头像……我有时候也会想，这样大大咧咧地对学长说话，学长真的不会介意吗？不会感到烦吗？然而事实证明：学长始终是学长，他从未改变。

我在他身上，不仅能学到丰富的对联知识（其实还有数学知识、英语知识和计算机二级知识），还能学到谦逊低调的品质、专注严谨的学风、宽容仁爱的高尚道德……我曾经还在中青2022年对联中级班的群里戏称其性价比最高：“学长活到老，我们学到老。”非常感谢人生中能遇见这样一个合格的引路人，让我不至于走偏路，也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到了纯粹的快乐。

我愿给予学长我最真挚的祝福：身体安康，幸福快乐！

2022年6月3日凌晨刘志宇写于兰州大学萃英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