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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崔鲲“诗中之诗”所想到的

时间:2015-05-01 17:02 来源: 作者: 阅读:

  崔鲲的格律文学作品,有诗、词、联三种文学样式,读者见仁见智。因篇幅所限,我只就其联作语言之典雅,谈谈读后所想到的。
  当代有识之士把对联(又称楹联)誉为“诗中之诗”,这既是关乎对联应有之义的定位,又是关乎撰联应有意境的呼唤。崔鲲撰联从难从严,力争达到“诗中之诗”的品位;而力求语言典雅,已成为其作品一个鲜明特色,“语言是一切事物和思想的衣裳”,文学语言的典雅更悦目更引人入胜。所谓“诗中之诗”,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诗界兴近体以来,律诗的中间两联(世称“律句联”),乃是中国对联文体“初生代”之一种。我多年来坚持“正是对联成全了骈文和律诗”的说法,联界简称“成全说”。此“说”在庆祝湖北各地成立诗联社团的贺联中,也有点儿影子:上联曰“联内有诗,诗内有联,联诗本是一家。尤其兴近体以来,好诗必有好联句;”下联曰“李能容杜,杜能容李,李杜方成双翼。何况在楚天之下,扬杜兼容扬李声。”下联之意承接上联,我写过《杜甫也是伟大的对联作家》,意在祈盼诗朋联友相互尊重,精诚团结,共创辉煌前景。这是对联乃“诗中之诗”的原因之一。顺便提一下,就对联格式来说,这副贺联乃“朱氏格”,即上联:“……平平平平仄”对下联“……仄仄仄仄平。”虽然《联律通则》只举出“平顶平”“仄顶仄”的马蹄格,但内容决定形式,如果内容的表达需要用“朱氏格”,亦可;甚至需要用“李氏格“”,即上联“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对下联“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亦无妨。
  “诗中之诗”的原因之二,就是撰联要写出诗味来。这是我多年的祈求。所谓“诗味”,是指作品中无所不在却又不能实指,具有朦胧、飘忽、弹性的那种弥漫于诗境中的多层次的情绪氛围。就中国格律文学作品而言,凡有诗味的才称得上是诗、词、曲、联,没有诗味的只是徒具文学样式的一个个“字”而已。撰联酿造出诗味,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包括在语言上下功夫。法徢耶夫说“只有从语言上下功夫,才能使读者对于作家创造的东西引起完整的诗意般的印象。”当然,优秀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但思想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虽然语言是从属于思想的东西。看了崔鲲的联作,其语言的典雅,说明其“语藏”之丰富,是下了功夫积累的。例如,崔鲲有一幅获奖联《题白云寺法音堂》,上联“灯映禅心邀月鉴;”下联“云翻贝叶共山参。”语言多么典雅!此联至今挂在五台山白云寺法堂内,字字写“禅”而诗味十足。她是从自己“语藏”的纷繁富丽的词汇海洋里,选取了唯一的完善的词语,如“灯映”“云翻”“邀月鉴”“共山参”,准确地叙事、状物、表情、达意。撰联过程从想,到说,到写,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这里头有内部语言(即思想语言)向外部语言(即书面语言)转化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言,从一副对联中至少可看到作者四个方面的修养,一是该作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是该作者能否分别平仄声,此节至关重要;三是可以看出该作者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丰富否;四是可以看出该作者之思想条理,凡上等之句子,必具正反合三阶段。“凡能对上对子者,其人之思想必贯通而条理,故可藉以选拔高才之士。”按照国学大师提出的这个标准,崔鲲当然是高才之士!至于诗味在铸造对联文体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这么看:对仗是对联的生命,这是从其文体形式上说的;诗味是对联的生命,则是从其文体内容上说的。早在2007年第二期《中国楹联》上,我曾恳切地说过:这些年来,我们强调楹联要有时代感,诸如“创作要贴近生活”,“要表现时代精神”,等等,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有些楹联作者不很在意时代感与诗味美的完美统一,也就是说,作者有了素材,有了激情,甚至立意很高,却没有诗的发现与诗美的创造。这样,往往使时代感表象化,使激情概念化,“甚至给人的印象是俗滥”,而不是赏心悦目的艺术感染。关键是要学会“诗的发现”,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且以崔鲲的七律《题黄陂杨楼子湾榨坊》为例,尾联“古宅阶前石缝草,栉风沐雨自莘莘”,极赞那座古老的榨坊犹如常青之树“历劫仍苍劲,逢春更蔚妍”;但作者要以形象出之,于是她发现了脚下的“石缝草”有象征意义,便随手拈来酿造出了诗意。盖诗的发现,是形象思维之产物也。
  我最欣赏崔鲲对于楹联文体抱有敬畏之心。这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她知道对联格律比诗词格律还要繁复。她送来联稿,决不自以为是,很真诚地表示自己学联,功夫未到,有待加强。送了第一稿,心里不踏实,回去又进一步修改;再送来,仍不满足,回去又进一步推敲,最后才勉强写上“定稿”二字。我想,崔鲲对于楹联文学体裁的敬畏,也许是因为弄懂弄通了对联文体的来历。中国自建安以后,在文学形式上非常重视“两化”,即“声律化”与“对偶化”。这两个“化”,到了唐代,达到了完成的境界,撰联、写诗、填词,都离不开这两大要素;自建安以后,对联格律的形成经历过“四个阶段”长达三百多年,到沈约活着的齐梁年代才粗具规模,从而成全了“四六”骈文和律诗,联界称此“说”为“联律萌芽四个阶段完成说”。只是在当时不曾命名曰“对联”,这正如骈文的名称虽说出现在唐代,但作为一种文体,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比唐代早八百多年的汉代一样。对联文体“生早壮滞”,其间亦可谓“历劫仍苍劲,逢春更蔚妍”——对格已发展到六十多种,例如崔鲲的七律《题黄陂子贡学院》颈联“松声常共书声远,天道每依人道扬”,有情感,有思想,有寄托,有情趣,属对格中的“重字对”。有规则的重字联语,是作者才能的表现!崔鲲热爱诗词,亦善诗词,是“随大流”,可以理解。她难能可贵的是在世俗误认为“对联乃雕虫小技”,“是格律诗的附属物”,要降格一等;就连影响甚大的《汉语诗律学》一书关于对联的论述亦有不妥之处,即所谓“对联其实来自近体诗的对仗”。没有摆脱错误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崔鲲却卓然不群,竟爱上了对联,并怀着敬畏之心;她如此不俗,真是“文如其人”,就像她的诗联语言一样地典雅!
  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曾为对联忿忿不平,说“(对联)本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的文学史家们一致同意将它开除了。这恐怕是文艺界应当平反的错案之一。”因此,我认为“文学史家们对于对联文体在发展中国格律文学方面的重大贡献没有认识”,写了几篇批评文章。在我应邀去国家教委参与《共和国之光》编剧期间,程老先生在病中还来信嘱我继续坚持“艺术良心”!如今,党中央宣传部实事求是,鉴于中国对联文体突出的社会功能之优势,一锤定音:发出“把对联写在党旗上”的号召,并宣布“对联作者队伍是文艺战线的正规军!”对联回归中国文学殿堂了,和中华诗词并驾齐驱。这使我体验到古人杜甫听到他日夜盼望着的好消息时,为什么会“初闻涕泪满衣裳”!我想崔鲲亦感同身受吧。年轻人,路正长,我有一联赠予你:
  文运昌隆,把对联写在党旗上;
  诗情激奋,将生命融于国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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